文 | 罗格

《食物改变历史》（上、下卷）作者

1824年，这一年的英国生产扩张，距离第一次经济危机还有一年。2月9日，星期一。就在十二岁生日的前两天，查尔斯·狄更斯走进了伦敦亨格福德码头30号的沃伦黑鞋油作坊。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，也是他日后许多小说中的时代原型：给黑鞋油封口，每天工作时长10个小时，12点午餐，下午会有一个“茶歇”。

这种“茶歇”和上流社会女性的“下午茶”完全不同。效仿凯瑟琳女士的茶会称为“Low Tea”，是高贵的象征。而小狄更斯所能“享用”的，是属于工人们的“High Tea”，在下午或傍晚的工作间歇，用一杯加糖的茶，来迅速补充热量，以便提起精神继续工作。如果兜里有足够的钱，工人们会在茶水里使劲加糖，直到它变成浓稠的糖浆。

查尔斯·狄更斯（1812年2月7日—1870年6月9日），英国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

为什么在英国，人们选择了喝茶，并且最终选择了把糖加在茶里，而不是咖啡里。

茶与咖啡的不列颠争夺战

1660年，查理二世复辟，两年后，葡萄牙的凯瑟琳公主抵达英格兰。在他们婚宴上，凯瑟琳拒绝了一切名酒，而是端起一杯红色饮品——来自古老中国的神秘饮料红茶。她用了中国的方式来饮茶，并没有在里面加入牛奶或糖。这个故事总会诱使人们想象出一个精致而舒适的画面，为了效仿王后的生活方式，英国人纷纷端起了茶杯。

查理二世与凯瑟琳

中国茶来到英格兰的脚步，比凯瑟琳公主要更早一些。从1601年（明万历三十五年）开始，荷兰人“驾大舰、携巨炮”，来到中国沿海“通贡市”，并在1607年自爪哇来澳门运载茶叶，1610年（明万历三十八年），第一批中国茶叶出现在欧洲市场，1657年（清顺治十四年），英格兰一家咖啡店开始出售由荷兰人输入的中国茶。

1661年，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里收复了中国固有领土台湾，结束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台湾的经营。1664年，英国东印度公司设法采购了2磅2盎司的茶叶，献给查理二世和凯瑟琳。清政府统一台湾后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689年第一次直接从中国厦门采购茶叶，1712年，输入英国的中国茶叶已增长到15万磅。到1718年，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出的产品中，茶叶取代了生丝、绢织物占了首位。

19世纪的英国运茶船

相比中国茶，咖啡在1637就已经登陆英格兰。到1652年，伦敦出现了第一家咖啡馆，一时间也成为人们追逐的新潮流。然而，1658年，荷兰人在斯里兰卡移栽咖啡成功的消息传来，让英国人望洋兴叹。

17世纪初，英国与荷兰就在东印度地区展开了贸易争夺。1623年2月，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科恩，制造了9名日本人、10名英国人和1名葡萄牙人死亡的“安汶岛惨案”后，驱逐了英国人的势力，掌握了东印度群岛的绝对控制权。在斯里兰卡种出咖啡后，1699年，荷兰又在爪哇试栽咖啡成功，并建立了大型的专业咖啡种植园，从此掌握了一手货源。

而英国的主要咖啡货源，仍然来自也门摩卡港。由于收购价与销售价很不稳定，加上荷兰人从爪哇进口的咖啡越来越多，已经成为欧洲咖啡最主要的货源，英国的咖啡转口贸易销量和利润，都受到严重的影响，在18世纪初的一些年份里，英国东印度公司干脆完全禁止了采买咖啡。

也门摩卡港

尽管英国殖民者在1730年把咖啡引入了牙买加，但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依然优先种植最有利可图的甘蔗，咖啡只能排在甘蔗后面。而且人们在一开始也认为，牙买加咖啡的品质，远比不上来自也门摩卡港或法属群岛的咖啡。

和西印度的蔗糖一样，由于差别关税的存在，茶在英国原本也并不廉价。大量走私货充斥英国和殖民地市场，一度导致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大量积压。英国颁布《茶税法》，授予东印度公司在北美的垄断权，从而引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。

1784年，作为对失去北美殖民地的反省，也为了抵制外国茶叶走私，小威廉·皮特上任第二年，英国通过《折抵法案》，将茶叶关税从原来的119％降至12.5%，转而通过窗户税（按每户家庭的窗户数量征收，相当于财产税）弥补财政收入，从而彻底打开了茶叶进入英国的大门。

茶叶的降价，或许能让人们省下一些钱多买一些糖，但这还不能解释全部。毕竟，对于普通劳动者、特别是贫穷的底层劳动者，如果不花这笔“奢侈”的费用，不就可以攒下更多钱嘛？

加满糖的甜茶，是工业革命的“新燃料”

1797年，亚当·斯密的学生弗雷德里克·伊登爵士在《穷人的状况》（The State of the Poor）中记录，一个坎伯兰矿工和他的妻子以及7个孩子，一年总共挣44英镑，其中有3英镑10先令花费在茶叶和糖上面。在北安普敦郡，一个年收入是26英镑8先令的七口之家，一年花了2英镑7先令6便士在茶和糖上。

在这位绅士看来，这些贫困户实在太奢侈了。就像狄更斯后来在《艰难时世》中写的那样：“焦煤镇那些工商业大王常说，工人过得象王公一样，这些人完全不知道精打细算。”

上流社会所责难的并非事实。对于工人来说，作为糖的载体，茶有着许多好处，喝茶不像咖啡需要烘焙研磨，只需要加入热水；穷人和造假商人都知道，冲泡过的茶叶干燥后，还能再重复利用。热水冲煮的茶水很烫，配上涂了糖浆或黄油的面包，还可以把它当做一顿热餐——相比喝甜茶，做饭才是一件相当“奢侈”的事情。

工业的兴起让人们成群结队涌向城市寻找工作，他们的住所破旧、肮脏、拥挤。除了男人，工厂也充斥着女工和童工，工人母亲们也没有充足的时间，给一家人做早餐；城市的扩张让南部的森林面积急剧下降，燃料价格节节攀升。

一锅土豆可能需要生火煮20分钟，买不起燃料的人，尤其是南部城市的工人，只好去商店买面包。燕麦片粥或小麦面包，加糖的茶，是常见的“工人早餐”。

比如，在狄更斯的焦煤镇，工人斯提芬夜晚回家，会点起小蜡烛，把小茶桌摆好，从楼下把开水拿上来，又在附近店里买了点茶叶和糖，一条长面包和一点牛油。而他《纪事晨报》的同事、记者亨利·梅休，在调查报告《伦敦劳工与伦敦贫民》（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）中，记录了烤鱼、烤土豆等街头小吃摊。因为没有做饭的条件，穷人们需要立等可取的食物。

工人吃的面包越多，他们涂抹的糖浆、喝的甜茶就越多；家庭收入越少，花在面包和甜茶上的钱也越多。工人家庭每周可能会购买半磅茶叶，但糖需要买上足足4磅。在食物不那么充足的时候，他们宁可少买面包，也要买些便宜的糖浆，是为了在劳动时保持暖和、清醒，恢复自己的体力。

就像英国殖民理论家爱德华·吉本·韦克菲尔德所说的：“并不是因为一个英国洗衣妇没有茶叶和糖就无法坐下来吃早餐，所以世界贸易就发展了起来，而是因为世界贸易已经发展了起来，所以一个英国洗衣妇的早餐才需要茶叶和糖。”

1842年11月，将满22岁的普鲁士青年弗里德里希·恩格斯，在父亲的施压下，来到曼彻斯特的家族企业实习经商。也是在曼彻斯特的工人区，他邂逅了纺织女工玛丽·白恩士，一位爱尔兰染色工人的女儿。在玛丽·白恩士的陪伴下，年轻的恩格斯通过调查写下了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》。他发现，工人的饮食完全随着工资变化，但不管是能够常见到肉还是只能吃土豆的工人，他们一般都要喝点淡茶，茶里面放一点糖、牛奶或烧酒。

弗里德里希·恩格斯（1820年11月28日－1895年8月5日）

恩格斯的见闻恰好印证了一个事实，到19世纪中期，糖和茶却成了英国劳动者赖以维持生计的必需品。而这个变化与工业化、城市化几乎完全同步。

在这一个世纪里，伦敦、曼彻斯特、利物浦或者伯明翰，高耸的烟囱将代替树林摇动、机轮的轰转将淹没秋日虫鸣。下午五点的茶歇时间，隔着混杂煤油味的蒸汽、压抑在半空的烟幕，你或许能听到阵阵咳嗽、和此起彼伏啜饮滚烫茶水的声音——那杯子里一定加了过量的糖浆——正如12岁的小狄更斯，走出亨格福德码头边的黑鞋油作坊时，所能听到的那样。

#英国茶文化经历了哪些嬗变?#